从1938年秋季开始，我的日程安排是：大多数上午去斯坦福大学上课，下午同比尔一起工作并找时间学习，晚上去利顿实验室工作。查利·利顿不喜欢在白天工作，而是从晚上干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这对我倒有好处。否则，我便无法既工作、学习，又有时间过家庭生活了。

由于我已有在GE的工作经验，再加上查利的帮助，我完全能够制造出真空管样品来检验拉斯·瓦里安的理论。我同查利之间发展成了长期持久的友谊关系。查利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比别人干得好。1938年秋，他要建立一个新厂。他没有雇佣承包人来做挖土工作。而是买了一台履带式装卸机，亲自挖土方。我也帮他一把。我相当熟练地掌握了推土机。当比尔和我1954年买下一块大牧场时，我买了一台推土机，协助修建了20多英里长的道路。

查利·利顿起先是在帕洛阿尔托的联邦电报公司工作的。这家公司是由萨森内斯·贝恩把公司搬到了新泽西。于是，查利决定建立自己的制造公司。他认为市场上销售的真空管制造设备不够好，所以他决定设计和生产自己的玻璃吹制车床，用以生产无线电发射机使用的50千瓦真空管。他生产出第一台这样的车床不久，就被美国无线公司（RCA）买走。他生产的第二台车床也立即被西屋电气公司买去。

利顿适应了市场需要

全国从事真空管工作的人大都知道查利的活动。他们订购了他设计的新产品。他最重要的贡献是，设计了一种低蒸发压力油的全金属真空泵。在此以前，大多数真空泵都一直是汞汽泵。例如，我在GE使用的全部真空泵都一直是汞汽泵。它们有个缺点是，汞汽阀必须用液态空气来冷却。那时全国低蒸发压力油的来源极为有限。但查利发现，他可以通过某种品牌的商用机油进行蒸馏而生产出自己的低蒸发压力油。

1939年，在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利奥·西拉德的建议下，罗斯福总统建立一个利用铀裂变制造原子弹的工厂。这项工作后为被称为曼哈顿计划。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决定利用一种需要低蒸发压力油的工艺。他们认为，查利生产这种油的工艺比别人又快又好。查利以其特有的作风，订购了市场上销售的最大的红杉木水槽，在三四周内就安装好，装上了蒸馏器。发动机油是用火车油罐车皮运到雷德伍德城的。查利在他的水槽建筑物中将其净化提纯。虽然我不太清楚这个项目，但由于我跟查利密切合作，所以我了解它的全过程。

查利的才能还扩展到四轮驱动方面。使用四轮驱动车勘探内华达山脉，他是第一人。他通过把两辆轻型卡车的底盘（各有一个发动机和一个传动装置为它的两个轮子提供动力）连接起来，从而设计制造了自己独特的越野汽车。战后，他也是几乎最先认识到，吉普车在内华达山脉可以更灵活地行驶。比尔和我买了一辆吉普车，第一次到德索拉西翁山谷地区旅行时，车子被一块岩石卡住，四个轮子离开地面。我们花了很大劲，用厂头垫在轮子下面，才重新发动起来。我们买了一辆栅栏车箱式卡车，车身很大，足以装一辆吉普车，拖一辆挂车和一辆旅行车，可供人们在里面睡觉。我们这一批人，包括诺埃尔·埃尔德雷德、戴夫·斯科特、雷·德梅特。这使比尔·休利特和我跟诺埃尔·埃尔德雷德以及陪同我们的公司其他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友谊。我们每人总可以捕猎到两只鹿，有时还有一只麋。

当比尔和我在帕洛阿尔托我们的汽车房开始创业的那些日月里，我们经常同我们的斯坦福同学和密友埃德·波特接触。埃德当时正推销空调设备，主要是向萨克拉门托山谷的饭店推销，收入满不错，所以他决定呆在那里，不参加比尔和我的工作。不过，埃德经常要求我们为他的空调设备设计一些专用控制装置。

1938年秋季，我们还没有决定究竟研制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些我们感兴趣的活儿。T.I.莫斯利是当地的企业家，兼任他自己的达尔莫—维克托公司的总裁。在我们创业的初期，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些产品设想。有一次，他甚至决定生产玻璃钟琴。

莫斯利知道比尔研制一种音频振荡器。他要求我们为他的钟琴生产一种使用这种音频振荡器的调谐器。但这种振荡器不够准确，无法适应这个要求。莫斯利的钟琴结果如何，我不记得了。

莫斯利还想研制一种利用电脉冲来活动肌肉的体育锻炼器。他的妻子乐于合作。有一个星期日，我们用不同频率的电流来活动她腿部的肌肉。莫斯利的所有这些项目都没有投入生产，不过，这倒为比尔和我提供了取得收入的机会。

我们还为附近汉密尔顿山上的利克气象台设计一个变频马达控制器。我们的控制器使望远镜的跟踪观察更加准确。我们还为当地的保龄球房设计了一种显示边线的信号装置。

这些不同的工作使我们对自己的特长和技术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也揭示了一些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东西，即我们的能力是互相补充的，这对我们的伙伴关系大有好处。比尔擅长于电路技术，而我则精于生产工艺，并有较多的经验。两人能力的结合对设计和生产电子产品特别有用。

通过设计制造各种装置，我们挣了些钱，而且心里渐渐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在这些试制的装置中总会有一种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站得住脚的产品吧。我们的成就虽然不大，毕竟有了进展，于是比尔和我在1939年初签订了一项合伙协议。我不记得这项协议的具体条款了，反正是非常不正规的。比尔预付了一些钱，以便购买一些部件和工具。我则贡献出我从斯克内克塔迪带来的设备。我们通过掷硬币来决定在公司的名称中把谁的名字摆在前头。不用说，比尔赢了。

下一步怎么办，弗雷德·特曼又给我们出了主意。早在1927年，贝尔实验室的一位科学家哈罗德·布莱克写了一篇论文，谈到所谓“负反馈”这一新思想。这对电话的“增音器”或放大器是很理想的，因为在使用这一技术的情况下，一个放大器的增益一般不会因真空管特性的改变而改变。同样，它对电子计量仪器也是有用的。1938年春，在特曼实验室工作的一批学生，包括比尔·休利特在内，还运用负反馈理论研制出一些实验设备。比尔的重大贡献是抗阻音频振荡器。特曼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通过应用某些近似值，使布莱克的方程式得到简化，更加便于应用。

比尔的音频振荡器是产生通讯、地球物理学、医学和国防工作中所需要的高质量音频频率的第一个切实可行、成本低廉的方法。音频振荡器后来成为惠普公司的第一个产品。

我们在汽车房创业后的那一年晚些时候，特曼安排斯坦福大学的工程毕业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负责研究与开发工作的副总裁哈罗德·巴特纳审视了比尔的振荡器。他看后十分感兴趣。向我们提供了500美元，去取得外国的专利权，并协助我们弄到了美国的专利权。

11月份，我们生产出了声频振荡器的样品。比尔把它拿到在俄勒冈州波特兰举行的无线电工程师协会会议上。大家的反应很好，所以我们决定投产。到圣诞节时，我们已制造出第一台产品。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把它放在壁炉架上，给它照了像，编了一本两页的推销小册子，并按照特曼提供的名单，把这些小册子送给大约25家可能的客户。

我们把这个第一件产品定名为200A型，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名字会使人觉得我们已经经营一段时间了。我们担心，如果人们知道我们并没有实际研制、设计和生产成品的话，他们会被吓跑的。在确定价格方面更显得幼稚可笑了：我们确定为54.40美元，我们当时并没有进行成本核算，而只是想以廉价取胜，它还使我们想起“50040ˊ，否则就战斗！”（1884年在确定美国在太平洋西北部的美国北部边界的运动中使用的口号。）但我们很快发现，按照那个价格，根本无法进行生产。幸运的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通用无线电公司的振荡器的价格是400美元。这使我们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我们对我们寄出去的第一批邮件，并不寄予很大希望，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1月份的头两三个星期就回了几个订单……有的订单还附有支票。

查利·利顿大力相助，使我们得以开始生产。他让我们利用他的车间，否则，在我们的汽车房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进行生产的。我利用查利的铸造生产，做出了模型，为我们向埃德·波特供应的空调控制装置铸造了铝部件。利顿还有一台镌刻机，我们可以利用它把饭店的名字镌刻把控制器上。使用镌刻机总是需要一些技巧的，而这些正是查利的拿手好戏。

制造仪表板

当我们开始制造声频振荡器时，机壳是买进来的，但仪表板则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用铝板锯制、打眼，然后在家里喷漆，用家里的炉子把漆烘干，再拿到查利的车间，镌刻上名称。然后，确定频率标准，标定刻度盘的刻度，用铅笔划好线，再回到查利的车间，用机器镌刻这些线条。开始的时候，每个振荡器是单独标定刻度的。

我认为，我们最终是能够自力完成其中的许多事情的。但是在时间紧迫，资金短缺的时候，查利·利顿的支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从来不把我们当作竞争对手，而总是视为伙伴。

查利还做了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他喜欢阐述一些新的思想，并提高到理论高度。当他想进一步了解某些东西的时候，他便在他的车间组织研讨会，邀请我和其他一些人参加，通常都是斯坦福校友。其中包括亚历克斯·庞尼阿托夫，他后来创建了安佩克斯公司。1938年，举行了几次这样的研讨会。我记得讨论了几次物理现象，如波理论和量子力学。我们还谈到了商业哲学。查利在这方面是非常保守的。他固执地认为，经营一家公司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决不能靠负债经营。通过这些讨论，我学到了许多关于企业管理的知识。

我1938年秋季在斯坦福大学参加了商业法律和管理会计两个班的学习，也获益不浅。我之所以报名参加这两个班，是因为我认为它们可能对我们的崭新事业有用处。回过头来看，这两门课是我学习的最重要的课程的一部分，因为通过商业法律，我充分了解了合伙关系、合同和组建公司的知识，所以在以后若干年中我们很少求助于律师：而管理会计的学习有助于我建立帐目，每天晚上和星期日，在露西尔的帮助下，帐目得以保持平衡。

向迪斯尼销售：神话和事实

比尔·休利特于1938年11月把声频振荡器的原型拿到在波特兰举行的技术会议上。在对它颇感兴趣的人中包括巴德·霍金斯，他是沃尔特·迪斯尼电影制片公司的首席音响工程师。霍金斯当时正为迪斯尼的创新影片《幻想世界》研制一种音响设备，他原计划从通用无线电公司买一些声频振荡器，每台400美元。当比尔告诉他，我们的振荡器每台还不到100美元时，他决定改买我们的产品。霍金斯让我们对原型作了许多改进，结果成为200B型，他买了八台，每台71.50美元。

多年来，关于我们对迪斯尼的销售，有些夸大其词的说法。同某些说法相反，我们对《幻想世界》的制作并没有作出什么技术上的贡献。我们只是让迪斯尼买了一种优良产品，而价格比我们的竞争对手要低得多。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我们不是卖给迪斯尼一批产品的话，我们可能已破产。事实是，不管是否卖给迪斯尼这批产品，比尔和我决心要把我们的公司办下去。

还有一位先生，他很早就对我们的话感兴趣，他注定要在惠普公司成功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就是诺曼·尼利。诺曼是南加利福尼亚生产厂家的代表，负责销售无线电、录音机和其他电气设备。他听到休利特搞出一种振荡器，便邀请他在洛杉矶无线电工程师俱乐部的晚会上作一介绍。晚会开始时，情况并不令人鼓舞，俱乐部主席介绍比尔·休利特时，竟把他说成“比尔·帕卡德”。但休利特的讲话引起强烈反响，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尼利本人了。

此后不久，诺曼·尼利在艾迪生大街汽车房访问了比尔和我。我们已经同诺曼进行过接触，要他作我们的第一个推销代表。在他访问我们期间，我们达成了口头协议，握手敲定。在以后的50年中，我们就是如此同诺曼合作共事的。

在交谈中，诺曼强调说，必须开发多种产品，光靠一种产品是很难使一个公司成功的。比尔和他的同事们1938年春季在斯坦福研制的产品包括一些音频频率测量仪器。除了比尔的振荡器外，我们决定在此基础上研制一系列声频频率测量仪器。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直接同通用无线电公司进行竞争了。

截至1939年底，我们创业第一年的销售额为5369美元，利润额为1563美元。从此以后，我们每年都盈利。

比尔的童年跟我完全不一样。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在20世纪以前就居住在加利福尼亚。他的父亲和母亲是在旧金山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个医生，在霍普金斯大学接受的教育，毕业后初期在密歇根大学教医学。比尔于1913年出生在安阿伯。一些年以后，他父亲当了斯坦福医学院的教授。当时这个医学院在旧金山。

比尔说他的童年“幸福而忙碌”。他的父母亲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生活富裕。他们家的假期一般是在内华达山脉度过的；在那里，他也跟我一样，养成了对户外生活的爱好，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今天。

比尔小时候就表现出一种显著的特点：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他想要了解各种东西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能够完成那样的作用。他常常在家里进行实验，想了解事物的本质。他也喜欢探索，偶尔爬上房顶进行观察，或者探寻旧金山尚未开发的地方。他的最得意的探索成果之一是发现了1915年在马里纳区举行的世界博览会的会址。这次博览会遗留下来的一些空荡荡的建筑物成为比尔和他的同伴们的美妙玩耍场地，尽管当局是禁止入内的。

比尔上的是私立小学。乘坐缆车上下学。他的记数和运算成绩很好，但诵读很困难。人们认为他是个迟钝的学生，实际上，他只是患有诵读困难症。但在当时，没有人懂得诵读困难症是怎么回事。因此，他在读写方面始终感到吃力。后来在讲课班上，他记笔记的速度太慢，跟不上讲课的老师。正像许多诵读困难患者那样，他开始学习如何听，如何把思维和信息整理得有条不紊，以便随时可以记忆起来。“这个办法在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特别有效”，他这样说。

比尔12岁的时候，他父亲死于脑瘤。比尔的祖母和母亲带他和他的姐姐去了欧洲。他在欧洲生活了15个月。在此期间，比尔的姐姐路易丝去巴黎上学。他则由他的母亲和祖母辅导学习。他们还到各地广泛游览，这对比尔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返回旧金山后，比尔到洛厄尔中学读书。这是一所有名的大学预科学校。在自然科学方面，他非常出色，但在别的方面则表现平平。比尔常爱讲，当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像其他许多同班同学一样，请求中学校长给斯坦福大学写封推荐信。校长的把他的母亲请来说：“休利特夫人，你的儿子表示想去斯坦福大学上学。他的成绩单里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推荐他。你知道他为什么想去那里吗？”她说：“他的父亲在那里教书。”这位校长马上露出笑容，问道：“他的父亲是阿尔比恩·沃尔特·休利特吗？”她说是的。他说：“他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据比尔说，他就是这样进入斯坦福大学的。他补充说，次年这位校长退休了。“反正我的目的达到了。”

在中学的时候，比尔参加了许多活动。他很喜欢化学和物理学，并继续进行实验，制造东西。他制造了一个特尔萨线圈，用碳棒做了个电弧，给他自己和他的姐姐分别组装了一个小型晶体无线电接收机。他和其他一些学数学的同学说服老师给他们开了微积分课。中学一般是不开这门课程的。这为他们上大学做了准备。

比尔常说，如果他父亲没有病故的话，他可能选择医生这个职业。他开玩笑说，他之所以选择电机工程学作为他在大学的主修课，是因为他喜欢电气火车。实际上，他在少年时代就不仅对化学和数学感兴趣，而且对电气也感兴趣。

通过比尔，我跟他童年时代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埃德·波特建立了友谊。波特跟比尔一起进入斯坦福大学。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狂热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他的呼号为W6BOA，“旧金山蛇”成为他的业余无线电代号。埃德的无线电知识非常广博，他上大学时通过修理无线电取得部分生活费。埃德诞生于一个圣公会大主教的家庭里。他生气勃勃，充满活力，以后40年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父亲作为牧师主持了1939年比尔和弗洛拉的婚礼。他们五个子女中的三个子女以及我和我妻子的所有四个孩子都是由他主持洗礼的。

在特曼的毕业班中还有一个年轻人，名叫巴尼·奥利弗。他是作为三年级生从加州技校转学到斯坦福的。他已经学过了必修的大部分工程学课程。特曼准许他到毕业班学习，但有一个条件：如果巴尼未能通过第一次期中考试的话，他必须退学。事实上，不仅在期中考试，而且在那一年的所有考试中，他得分最高。

形成一个核心

由于共同上特曼的课，休利特、波特、奥利弗和我4个人很快就成为好朋友。一些年以后，我们这批人成为惠普公司的经理班子，这决非巧合。波特于1976年逝世。他作为生产经理在公司度过了30个年头。奥利弗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应用科学家之一。他于1981年退休，曾担任惠普公司的研究开发部主任，现在致力于外星智力研究项目。

比尔·休利特和我都爱好大自然，这在大学低年级时就表现出来。当时我们的一位教授组织了一次对内华达山脉的考察旅行，参观了南加利福尼亚爱迪生公司经营的水力发电厂。比尔和我利用这个机会去钓鱼，玩得好开心呀！有了这个开头，以后我们又多次到山区旅行，包括1934年我们毕业后不久到科罗拉多进行的历时两周的徒步旅行。那次旅行，我们还租了一匹马，租费一天一美元；我们徒步游历了圣胡安山脉。毫无疑问，对大自然的共同爱好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有助于我们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这是我们在事业上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的核心，这种关系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弗雷德·特曼对无线电工程的浓厚兴趣促使他认识了几乎所有在这个行业进行开拓工作的人，其中许多人居住在帕洛阿尔托地区。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西里尔·F·埃尔韦尔进行的早期无线电工作，于本世纪初组织成为联邦电报公司。李·德·福雷斯特于1908年在帕洛阿尔托发明了真空管。弗里茨·科尔斯特在本世纪20年代研制成功无线电测向仪。

在20年代初期，加利福尼亚湾地区的许多地区迁移到芝加哥。芝加哥成了无线电工业的中心。1932年，联邦电报公司向东迁移到新泽西。但许多人不想迁移。他们宁愿留在原地，创办自己的技术公司。在30年代，特曼的毕业课程无线电工程学包括参观这样一些公司。我记得，我们参观了设在帕洛阿尔托的卡尔工程公司、设在伯林盖姆的艾特尔—麦卡洛公司、查利·利顿工厂（它后来发展成为设在雷德伍德城的利顿工业公司），还去旧金山会见了正在研制电视摄像管的菲洛·法恩斯沃思。

我记得特曼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看到了吧，大多数成功的无线电公司是由受教育不多的人建立起来的。”他又说，对那些在这个领域里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的人来说，成就事业的机会就更多了。这使我们深思。大学最后一年，在特曼的鼓励下，比尔·休利特、埃德·波特、巴尼·奥利弗和我拟订了一个毕业后自己创业的试验性计划。但我们的计划搁浅了，因为1934年春季，我得到了通用电气公司（GE）为我提供的一份工作。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困境中，工作很难找。特曼鼓励我接受GE的工作。他说，我在那里会学到很多东西，对我们日后自己创业是有用处的。他还认为，比尔会从研究生课程中得到好处。于是，我们大家商定推迟我们的创业计划，不过仍然决心最终还是要创办我们谈到的那个公司。

在通用电气公司的经历

我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作要等到1935年2月才开始。所以我决定在1934年秋季到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听一些课。最好的课程是哈奇森教授讲的工程教学。他在黑板上写五位数字，每列各20行，然后再增加，他书写速度之快是班上任何人都赶不上的。我发现他的课程是我学的所有课程中最有趣味的课程之一。

1935年1月，我开车带着母亲和妹妹到东部的匹兹堡拜访一些朋友。接着我驱车到斯克内克塔迪，开始在通用电气公司（GE）上班。第一天，我见到了博林先生，他曾在斯坦福大学对我进行面试。他知道我对电子技术（当时仍然叫无线电）感兴趣，但他对我说，在通用电气公司，电子技术是没有前途的。他建议我把我的工作和兴趣集中于发电机、引擎以及公用事业设备和电力传输系统的其他重型部件上。

我常常回想起博林先生的劝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惠普公司比他当年向我提出忠告时通气公司要大得多。

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GE也仍然执行它的既定政策，每年雇佣一些大学毕业生，首先让他们在各种检测部门工作。我最初的任务是在制冷产品方面，检测冰箱的泄漏和其他毛病。我上的是中班，工作实在乏味。

我决定自行另找工作。我先是在无线电发射机部找了一份工作，负责检测给军队制造的一些设备。这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又琢磨起来，在真空管制造部找了一份工作。它是GE的主要研究部门，设在同一幢大楼里。这项新工作满有趣味。我还有机会认识了主要研究实验室的一些有很有才能的人。

我最初工作的那个科室制造可控汞汽矫正管，用以控制斑口和缝口的焊接。最大的管子是一个玻璃球状管，有一加仑罐那么大，上端有一个密封的阳极，水银柱跟密封的底部相连。控制部分是一个碳化硅尖片，与管子侧面的密封垫和引线相连。在控制周期的每个正半周产生弧光，也可以用仅几分之一的半周来控制。如果控制部分失去控制，管子即爆炸。

检测设备安装在这个大楼的底层，那里的仓库有两个大门，检测期间都大敞开。矫正管有密密麻麻的金属网加以保护。如果管子爆炸，金属网可以兜住玻璃碎片，而水银柱则化作一缕气体，从敞开的大门飘出室外。操作人员必须赶在水银蒸汽之前冲出室外，等它飘散以后再返回室内。

矫正管成批生产，每批20支。最后一批产品中的所有管子都不合格，为此，给了我一份新的工作，要求下一批管子都能通过检验。

共同工作

我对失败的原因做了尽可能全面的了解。我决定把我的大部分时间用在车间，以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不出差错。很快就查明，设计部门下达给工人的指示不够充分，无法保证每一个环节都正确无误。我发现工人很想干好工作。我们共同努力，一起进行检测，查明每一个失败的原因。结果，那批二十个矫正管全都通过了最后检测这一关，没有一支不合格的。

对我来说，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除了书面的操作指南外，往往还必须亲临现场指导。后来惠普公司实行的“现场管理法”，就是由此产生的。

那时，GE的朋友和我，每人每月的工资还不到90美元，所以，我们五六个人租一间大房子，雇一个勤杂工。我们每天的生活只花一美元，还剩许多钱作为别的费用。一套相当不错的服装，只需25美元。所以，尽管工资很低，我们每月关际上仍可节约一些钱。

我很珍视我在GE的经历。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对我后来自己创业很有帮助。我还同一些人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他们后来对电子技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的一人是博比·威尔逊。他毕业于耶鲁大学，离校第一年给莱特博士的私人飞机当无线电操作员和导航员，周游世界。博比后来当了GE在芝加哥的X光分部经理。另一个人是杰克·哈钦斯，他在1936年春天在纽约市举行的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会议上向我提交了一篇论文。杰克后来在伊利诺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制造大功率晶体管。

在斯克内克塔迪，住在我们房间的还有一个人，就是约翰·弗卢克，我们成为终生好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翰在华盛顿为海军上将里科弗工作。战后，他在西北建立了自己的公司——约翰·弗卢克制造公司。这是一家生产电子仪器的大企业。通过约翰，我结识了里科弗海军上将。1969年我到华盛顿就任国防部副部长时，里科弗对我的帮助极大。

约翰·凯奇也是我在GE结交的朋友，他后来在惠普公司起了重大的作用。战后，约翰在珀杜大学当电子学教授。如果我们要雇佣学工程的毕业生的话，我就给打他电话。他给我们推荐了许多杰出人才。1956年，我们聘用约翰监督一项重要的产品开发计划。后来，他组建了我们第一个在英国的子公司——惠普有限公司，并担任经理。1971年，他同巴尼·奥利弗一起编著了《电子计量检测学》。

1936年，由于仍然受经济萧条的影响，GE压缩了它的一些工作计划，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在下午三点就下班了。这使得我们有了打高尔夫球时间，对我来说，有了打篮球的时间。我喜欢体育比赛，终于参加了当地的职业球队。我们在晚上练习，周末在纽约北部或新英格兰的一些小城镇进行比赛。我们每周只挣几个美元。数额并不很大，但是，在当时经济萧条的日子里仍然是管用的。我们在纽约市第34街国民警卫队操练厅进行了最后一场比赛。当时比赛的情况，我记得已不多了；只记得我们队输了，还记得比赛开始时是由当时走红的歌星凯特·史密斯抛的开场球。

当我回到斯克内克塔迪时，比尔·休利特正忙于毕业课程。1935年他在斯坦福读了一年，次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得了硕士学位。在剑桥的时候，他到斯克内克塔迪访问了我几次。我们泛舟游乐，畅叙友情。

我很喜欢呆在斯克内克塔迪的那些日子，许多周末是在北纽约、佛蒙特和新罕什尔的湖泊中垂钓度过的。秋季，树林中异常美丽。GE的朋友和我常到林中狩猎鹿、山鹬和其他野生鸟兽。

冬天，我的许多周末是在纽约州北克里克滑雪度过的。当时滑雪刚刚开始流行。北克里克人用他们的校车把滑雪者送到戈尔山顶。有许多滑道可供初学者和滑雪专家选择。滑雪板是用山核桃木、木岑木或者槭木做成的。我由于错过了滑道上的转弯儿处，闯入树林中而折断了三副滑雪板。幸而我的腿比滑雪板更坚固些！这些活动使在斯克内克塔迪工作的大学同学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1937年，我开车横跨各州到帕洛阿尔托。我带有一条睡袋，所以不必住旅馆。当时，在公路上任何一个方便的地方睡觉，都是绝对安全的。那时，比尔已从东部回来。我希望跟他聊聊。不过，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看望一个年轻的女子露西尔·索尔特。在斯坦福高年级，我在女生联谊会餐厅当服务员时，首次认识了她。

1934年春季的一个周末，我的一批朋友组织到旧金山旅行，约定星期六的晚上在马克饭店跳舞。我没有什么舞伴，我的一位朋友认为他在戴尔塔加马认识的一个年轻女子也许会同意陪我去。而我正好在戴尔塔加马的厨房工作。当我正在厨房忙于盆盆碗碗的时候，露西尔走过来对我说：“你什么时候找我？”

在舞会以前，我对露西尔了解很少。她是来自旧金山的一个聪明美丽的大学生。我们跳了一夜舞，顿生爱慕之情，甚至在我们毕业后，两人相距3000英里之遥时，情丝仍然不断。毕业后的几年中，我有机会认识了露西尔的双亲和她的妹妹奥德丽。奥德就读于斯坦福。不久，露西尔和我就开始认真地考虑结婚问题了。

在帕洛阿尔托之行中，我也同比尔·休利特相聚。当时，我们举行了我们的第一次“正式”创业会议。1937年8月23日会议记录的标题是“创业计划的初步组织规划和初步工作纲要”。我们讨论的产品设想包括高频接收机和医疗设备。还指出，“我们要做出一切努力，赶上新出现的电视机技术。”我们给我们的新公司起了个名字，叫“工程服务公司”。

1938年春天，露西尔和我决定结婚。她辞去了斯坦福在学注册主任秘书的职务，乘快车到芝加哥，然后换乘火车抵达斯克内克塔迪。这是4天的路程。当时找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没有向GE请假，冒失去这份工资较高的工作的风险。我没有向GE的人们流露出我不打算再回去的任何迹象。为此，我利用星期五的下午结了婚，周末在蒙特利尔度了“蜜月”，星期一清晨就重返工作岗位。

在那些岁月里，弗雷德·特曼一直在考虑比尔和我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1938年夏，他为我争取了一个斯坦福研究生名额，每年有500美元的奖学金。更重要的是，这使我可以同休利特重新聚会在一起。研究生工作向我提出了有趣的技术挑战。我是同斯坦福一位年轻的发明家拉斯·瓦里安一道工作，共同致力于他的一个设想。我的任务是改造真空管，使之能够适应较高的频率。这是一项更大的产品的一部分，这个产品将拉斯和他的弟弟西格名扬四海：这就是速调管，雷达和粒子加速器都少不了它。

GE的老板对我表示支持，给了我不带薪的假期。8月份，露西尔和我开车返回加利福尼亚，在折叠加座上放了一台旧的西尔斯—罗巴克钻床。这将是惠普公司第一台设备。

差不多1年以后，我才从GE正式辞职。露西尔一直记得，她是在1939年6月向邮筒投入了我的辞职信。这封信发出后，就切断了我们的经济来源。但我们对未来的前途是满怀希望，充满激情的。

特曼安排我在雷德伍德城利顿工程实验室做瓦里安研究项目的实验工作。他还设法把我在GE的工作列入我的学分，这样我只须在斯坦福呆1年，就可以得到它的电机工程师学位。

露西尔重新在斯坦福大学注册主任办公室任职。她从星期一一直工作到星期六上午。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的生活主要靠她来维持。最重要的是，休利特也回到城里。在此期间，他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他毕业时，芝加哥的詹森·斯皮克向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但特曼也来要他，让他跟旧金山的一个医生合作，这个医生想开发一些医疗设备。

就我自己来说，有两个这样的事情。一件发生在1929年的夏季，当时我有机会参观了斯坦福大学。此行使我决定到这个学府读书。与此相关的第二件事是，我认识了斯坦福大学的弗雷德·特曼教授。弗雷德激发了我对电了学的兴趣。后来他又鼓励并帮助比尔·休利特和我自己创业。还在我们青年时代、在经济大萧条时斯，他就赞赏并相信我们的能力，这给了我们信心，并有助于我们走自己的路。

我1912年出生于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我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中学教师。父亲和母亲是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科罗拉多学院相识的。他们结婚以后搬到普韦布洛居住，那里是父亲的家。妹妹安·路易丝出生于1915年。

1912年的普韦布洛不像中西部的一个农业区，倒像西部的一个边疆城镇。那里有一个炼钢厂和几个翻砂厂，冶炼来自利德维尔和落基山脉以西其他矿山的矿砂。普韦布洛人粗犷暴躁，其中有许多移民工人，还有一些流氓，妓院和酒吧也不少。街头斗殴和枪杀事件时有发生。

我们住在这个城市的北端，紧靠大草原。穿过房前的街道，就可以看到角蟾（今天几乎绝种）、野洋葱头和仙人掌，这些植物往往成为响尾蛇的隐居处。

我们穿过草原，朝北走50英里左右，便可看到派克斯峰，往西大约走30英里，韦特山脉矗立眼前。上中学以前，我有时同小朋友一起，有时单独一人，遨游草原。进中学以后，功课和学校活动占去我的大部分时间，已无此闲情逸致于早年的遨游，培养了我对大自然的热爱。

普韦布洛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之一是1921年的大洪水。我记得，我跟父亲向市区走去，泥水有4英尺之深。另一个难忘的景象是，一辆火车车厢戳进一个主要建筑物的窗户。人们调来一队军用卡车，把泥浆和垃圾运出城外，倒在我们住所以北大约一英里的大草原里。邻里的一些孩子出来掏泥浆，想从里面捞出点有价值的东西。我记得，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有找到。

我们的房子位于普韦布洛第29街和一条公路的拐角处。它同第29街有一段距离，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大大的院子。院子被一排丁香花分成两块大致相等的部分。前面一部分有一个玫瑰花坛和一个牡丹花坛，其余都是草坪。后面一部分，栽种了一些果树，开辟了一块菜园，在野花丛旁边还有一个水池。

我父亲对养花种菜不感兴趣，所以整个园子里的事儿都归我母亲管。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助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后来养花种菜成为我终生的爱好。我发现这是很好的休息，当你埋头于花草的时候，很快便忘记了人世的烦恼。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我们住在哪里，我总要开一块园地。现在我退休了，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享爱养花的乐趣。我对农牧业也颇感兴趣。

早期的实验

我很小的时候，就爱好自然科学和数学。对此，父母没有给我泼过冷水。我长达几小时地蜷曲着身子贪读家里的《世界图书百科全书》，学习其中关于自然科学的每一个条目。我还自己做实验。我记得小时候，津津有味地审视铁路、桥梁、汽车、发动机和其他机电设备的图片。我在后院用小模型模仿其中的一些装置。那时有一个年岁比我大的孩子，他住在我们房子后面的对面胡同里，他的名字叫劳埃德·彭罗斯。他的母亲和妹妹得了肺结核。他每天晚上在镇子对面的娱乐公园里工作，以便挣钱帮助养活妈妈和妹妹。他也协助我搞模型和装置。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他由于读不起大学，便参加了海军。我们保持联系多年。

我对炸药也感兴趣。我和朋友们用硝酸铵制造火药，而一般火药用的是硝酸钠。硝酸铵更剧烈。我们把晶体碘溶解于氨水中，用这个办法制造碘化铵，再用滤纸把碘化铵分离出来，干燥以后，一触即炸。

离我们家大约1英里处，有一个沙场，在那里用5加仑的桶保存着炸药。我们发现，在空桶里常常残留着一两汤匙炸药，这使我们又有了一个获得炸药的来源。

我从经验中得知，玩炸药是很危险的消遣。有一次，我左手拿着一根装满炸药的铜管，把管子封闭起来后，右手拿着铁锤砸它，结果爆炸了。当时劳埃德跟我在一起，我们用一块布把我流血的手包扎起来，到怀斯大夫的诊所缝了几针。他的外科医术不太高明，自那时以来我的拇指一直是变形的。不用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搞炸药实验了。

我也酷爱无线电。我记得，我搞到第一个真空管后，把它跟可变电容器、线圈、栅极导线、AB电池各一节和一副耳机联接起来后，放在餐厅的桌上。当家里人和我轮流收听艾奥瓦州得梅因WHO电台的节目时，我们是何等激动啊。那里离普韦布洛有600英里之遥！当我12岁的时候，我已经装配了一台相当精密的真空管接收机。当我上“百年”中学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熟练的无线电操作员了，并担任了圣伊萨贝俱乐部的秘书。这使我有可能参加在丹佛举行的全州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代表大会。

我父亲不喜欢钓鱼，但我有个朋友温德尔·斯皮尔，他们家每年夏季都要去冈尼森河流域钓鱼两个星期。他们有几次带我一起去。因此，当我10岁的时候，我就对钓鲑鱼产生了兴趣。当时捕鲑鱼的限额是每天50条，我们全部可以毫不费劲地捕到这个数额。我现在仍然记得，当时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提着装满鱼的鱼篓，跋涉几英里回到营地，斯皮尔一家人带着几个小木桶，用来腌制鲑鱼，以备冬季之需。每天晚上，我们把鱼挂在绳上风干，次日清晨放进桶里，放一层鱼撒一层盐，直到桶填满为止。当冬天把桶打开时，鱼和盐已经融为一体。如果熏制的话，那就更好了，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上中学时，我和几个朋友每年暑假都去捕鱼一两个星期，但我们不腌制鱼。

我11岁时，父亲给我买了一匹矮种马，起名拉迪，它是牡马，体格相当大，很有力气。我早晨骑上去，它弓起背，立起后腿，父亲用扫帚打了它的屁股，它一下子冲出车道，奔上第29街，向草原奔驰而去。它看见一片苜蓿地，全速朝它奔去然后停住前蹄，吃了起来。我从它的头部翻倒在地上。它知道如何搞掉骑在它身上的人，如跑到一排带刺铁丝网那里把他蹭下来。尽管如此，父亲不让我洗手不干。我终于掌握了它，我们成为好朋友。我经常骑它到草原狩猎。记得有一次，我们全速奔驰在草原上，它突然陷在一个狗穴里，我们都翻滚在地上。幸而它和我都没有受伤。要掌握骑马的习惯，有时还到崎岖不平的山区去骑。在小学的最后一年，我开始学习小提琴。我喜欢它，但是练习不够，因为其他活动似乎总是显得更重要一些。父亲有个单身汉朋友波普先生，他也会拉小提琴。他时常参加我们家的星期日晚会。我母亲会拉小提琴。于是，母亲、波普先生和我在一起时，就拉上一两个小时。

中学的第一学年，我在管弦乐队当过第二小提琴手，在管乐队吹过大号。我对音乐一直感兴趣，但对任何乐器都没有花足够的时间练习，所以未能成为很好的演奏家。

“百年”中学

“百年”中学有着传统的中学课程。我们的班主任是梅尔乔尔小姐。她是拉丁语教师。我为了学习拉丁语下了很大功夫。但数学和自然科学则比较容易，因为我这方面的知识差不多跟老师一样多。在四年中我都是当班长。

我在低年级时已开始参加体育活动。在高年级时，我们有了足球、篮球和田径冠军队。在州级中学篮球比赛时，我们在决赛时输给了来自东科罗拉多一个名叫乔斯的小镇的球队。我被选拔为全州篮球中锋。

在全州田径赛中，我获得了跳高、跳远、低栏、高栏和铁饼的第一名，为全州比赛创了新纪录。科罗拉多大学的优秀跨栏运动员戈登·艾洛特在我父亲的事务所学习法律，他对我进行了一些极好的训练。他后来当选为参议员。任职期间，他对我们公司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我喜欢体育活动，并从中悟出了一些道理，这对我经营惠普公司很有帮助。我记得在普韦布洛有一位波特先生，他对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感兴趣。他曾多次说过，两个争夺冠军运动队，其成员旗鼓相当，在这种情况下，默契配合极为重要，特别是在那些瞬息定局的比赛中，尤其是如此；假如运动员的素质和配合都很好，那么，谁有必胜的意志，谁就获胜。

我把这些话铭记在心，作为发展和经营惠普公司的指导原则。聘用最优秀的人才，强调密切配合的重要性，鼓舞他们必胜的意志。

斯坦福大学

1929年夏季，在我从中学低年级升入高年级的时候，母亲、妹妹和我驱车到加利福尼亚旅游。我们在洛杉矶附近的埃尔莫萨海滩逗留了几周，我们还游览了蒙特里和太平洋的格罗夫。然后去帕洛阿尔托访问了内夫家。内夫夫人是母亲在科罗拉多学院的同学，她的长女艾丽斯刚在斯坦福大学上第一学年。艾丽斯带我参观了斯坦福大学。我原先对这所大学一无所知。这次访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的电机工程课程非常好。所以我在1930年对它提出入学申请。父亲本想让我子承父业，从事律师工作。但我有我的打算。我早在小学时代就立志要当一个工程师。我对无线电和电机装置感兴趣，后来又把我的兴趣集中到电机工程学方面。

进入斯坦福大学

当时在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的电机工程课程满不错。我的一些老朋友已经在那里学习。我想那里应当是我的去处。但是，参观斯坦福大学后，我改变了主意。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的申请被接受了。一个季度的学费是114美元，在经济日益萧条的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1929年父亲被任命为破产鉴定人，所以家长有能力给我提供一部分经济支持，不足的部分由我自己去挣。

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和生活的几年中是很繁忙的，除了学习外，我还要参加体育比赛。我在大学一年级时，足球、篮球和田径赛屡获校名首字母标志荣誉，创造了大学一年级学生同我们的劲敌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的田径赛中得分最多的记录。但我决定不再参加田径运动，因为它占去我的学习时间太多。我到斯坦福是来学习的，而不是参加体育比赛的。我记得，大学的田径教练丁克·坦普尔顿对我的决定很不高兴。

足球并不是我最拿手的体育项目，但是，同学们对我的压力太大，所以我在高年级一直踢足球。这方面的经验使我更加懂得了如何建立一个获胜的球队。

我在斯坦福上学期间，每年暑假回普韦布洛，找点工作做。父亲并不要求我自筹学费，但我坚决主张应当自力更生。再说我不喜欢清闲，而喜欢忙碌一点。

有一年暑假，我是在通向克里普尔河的公路附近同一个打眼儿矿工一起度过的。克里普尔河当时是科罗拉多淘金热的中心。我们用手拿着锤子和钻头在岩石上打眼儿。那位矿工把带有引信的炸药放进打好的炮眼里。爆炸后，我用手推车把松动的岩石拉出去。这位矿工把岩石样品送给专家化验测定，但其含金量的价值从来没达到一吨4美元。当时的标准是一吨4美元才有开采价值。罗斯福总统规定，一盎司黄金的价格为16美元。如果像今天的黄金价格那样，那里的矿石可能是有利可图的。

还有一年暑假，我在普韦布洛的砖场找到了份报酬较高的工作。我的任务是装卸砖块。砖烧好冷却以后，我戴着厚厚的手套把它们从砖窑里运出来。中午时分，户外的温度高达华氏100度或100度以上。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我理应得到较高的工资。

我也为一家建筑公司工作过，它正在科罗拉多西南角的沃尔夫河口建筑一条公路。这也是很艰辛的工作。不过，倒有一个好处，饭后可以美美地钓一个小时左右的鱼。正是由于我对本州这一带有广泛的了解，比尔·休利特和我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于1934年夏季沿着洛斯皮诺斯河作了一次长途徒步旅行。

还有一年暑假，我在普韦布洛的贝赛默区找了一份送冰块的工作。我从货车上卸下几吨冰块。这些冰是从萨利达运来的。它们为客户切割成小块。这大约是取消禁酒令一年以前的事。我的最重要的客户是啤酒店，去那里喝酒的主要是炼钢厂的工人。那是个很乱的地方，我上中学时，总是避开那里。我卖冰，必须收现钱，以便次日再买一批。我不记得那个暑假挣了多少钱，但我相信赚钱是不少的。

在斯坦福，业余无线电帮助我确定了我今后的道路。这所大学有一个业余爱好者无线电台，设在工程部四方形院落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建筑物里。它距离一位新的年轻教授弗雷德·特曼的实验室不远。当时，我对他不大了解，甚至也不知道他父亲是一位鼎鼎有名的教育学家和名闻遐迩的斯坦福—比内特智力测验的发明人。我偶尔去无线电台呆一会儿，特曼教授时常到那里跟我聊聊。1933年春季的一天，他终于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建议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学习他的无线电工程学课程，从此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最终导致惠普公司的建立。

我是第一个被特曼教授邀请攻读他的毕业课程的大学生，为此感到很荣幸。正是在这位传奇般的教师的课堂上，他真正激发了我对电子学的兴趣。这门课的教学大纲后来成为特曼的著名教科书《无线电工程学》的基础，这是当时在这一学科最有影响的课本。特曼教授有一种独特的本领，能够把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说得简明易懂。他的教科书成功的奥秘就在这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部书成为这门学科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课本。这是我相当吃力的一个学年，因为我一方面要对付大学本科的全部学业，另一方面还要参加足球校队，同时在学生联谊会食堂、后来又在帕洛阿尔托的自助食堂当厨师。

通过这些不同的活动，我交了许多朋友，其中就有比尔·休利特。